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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德章谈《魏书》的编纂、点校和修订

来源:澎湃新闻 作者:佚名 更新:2017年03月06日 字体:

[摘要]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,服务于北魏王朝的一些中原士大夫,以崔浩为首,试图将拓跋焘打扮成复兴周孔儒教的“太平真君”,文化上做了不少工作,其中就包括编写《国史》,又称《国记》。

 

何德章谈《魏书》的编纂、点校和修订

原编者按: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,2013年推出第一部修订本《史记》,2015年修订本《旧五代史》《新五代史》在上海书展首发,2016年修订本《辽史》出版,今年修订本《魏书》将与读者见面。何德章教授出生于1965年,1982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,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,师从田余庆先生研习魏晋南北朝史;1992年博士毕业后入武汉大学历史系,兼任唐长孺先生的学术助手。2010年调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。作为《魏书》修订负责人,何教授在此次采访中对相关问题作了全面、深入的说明。

 

何德章谈《魏书》的编纂、点校和修订

何德章像(澎湃新闻 刘筝 绘)

澎湃新闻:《魏书》的作者是南北朝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魏收,对此人当时及后世褒贬不一,甚至于《魏书》也被称为“秽史”。请问您对魏收和《魏书》有何评价?

何德章:《魏书》记录北魏及东魏时期的历史,全书一百一十四卷,由于一些卷分为上下两卷,或三卷、四卷,实际是一百三十卷。其中本纪十二卷,列传九十八卷,志二十卷。《魏书》作为“二十四史”中的一部,是见证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一部不可或缺的史书。其之所以重要,与北魏一代历史的特殊性有重要关系。

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交融,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现象,从某种意义上说,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。北魏是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创立并长期统治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,与后来辽、金、元等政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,又有着与辽、金、元等政权不同的历史特点。创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,不仅结束了十六国以来黄河流域“五胡”纷争、各族政权林立的状态,而且在经历一个世纪的曲折过程后,带领从草原进入中原的各族群,主动而决绝地融合进中原文明。北魏时期形成的许多有别于秦汉的制度,统一的隋唐仍加以改造利用;北魏时代形成的许多社会风尚,影响及于隋唐。深入地解剖以北魏为主体的北朝历史,对理解隋唐统一、理解华夏文明成长,都具有重要意义。当今各种层次的历史教材,都会讲述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活动,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,北魏历史是中华民族必须珍视的历史记忆。而了解北魏时代的历史,《魏书》基本上是唯一可以凭借的第一手历史资料。

《魏书》的形成过程与北魏历史相始终。带领拓跋部走进中原并创建立北魏政权的道武帝拓跋珪,命邓渊撰写了一部称为《代记》的编年体史书,记述拓跋部的成长过程,将拓跋部的历史与中原文明之间做了一定程度的勾连,今本《魏书》首卷《序纪》,尚存其梗概。

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,服务于北魏王朝的一些中原士大夫,以崔浩为首,试图将拓跋焘打扮成复兴周孔儒教的“太平真君”,在文化上做了不少工作,其中就包括编写《国史》,又称《国记》。崔浩编成这部史书后,耗费巨大的人力、物力,在都城西边树立石碑,加以刻写,示于众人。据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记载,崔浩在书中称,拓跋皇帝是汉代降附匈奴的名将李陵的后人。崔浩本意是要颂扬北魏统治者,进一步强调拓跋氏与中原华夏族之间的联系,但步子迈得太大,鲜卑族人并不买账,群起攻击史书失实,侮辱了他们的感情。可能还有其他内容引起鲜卑人的不满,崔浩被处死,大量中原士人被杀,这部《国史》自然也就在禁毁之列,以至于北魏前期的历史,史料极为贫乏。

何德章谈《魏书》的编纂、点校和修订

孝文帝从平城(今山西大同)迁都洛阳,推行汉化改革,试图树立北魏在华夏历史中的地位,有意识地割裂北魏政权与草原传统之间的关系。北魏当代史的编撰也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,李彪等被孝文帝任命为修史官员,撰写纪传体《国史》,从而确立起《魏书》的基本框架:北魏承续西晋,为华夏唯一的正统政权;五胡十六国以及南方的东晋、宋、齐(以及后来的梁朝),都属于僭伪,这些政权的历史梗概,被置于《魏书》列传之中。

北魏末年政治大乱,北魏分裂为东魏、西魏两个政权,各自以北魏继承者自居。魏收在北齐初年最终编撰完成《魏书》,承担的是否定西魏及南朝梁政权,为北齐“争正统”的政治任务,并不是出于秉笔直书、存续历史的个人旨趣。

魏收首先是一个文学家,他受当时推重、其本人引以自豪的,都是擅长写骈体文。他也因此具有文人“不护细行”的典型特征,恃才傲物,不拘行检,常常出口伤人,德行难以服众。所修《魏书》,记录的北魏后期史事,多与当时朝廷官员家族关涉,他们都希望在书中为自己家族的人物“作佳传”,当时之人记录当时之事,即使据实书写,也不可能人人欢颜。《魏书》修成后,许多人见其中有不利于自己家族的记述,群起攻击,称之为“秽史”。他们攻击的一个理由是:“修史诸人,宗祖姻戚,多被书录,饰以美言。”这种情况确实存在,如书中记录了大量与魏收沾亲带故者的事迹,不少就相当勉强。书中记别人家的臭事,于修史者家族人物则只录佳言美行,即便这些都是事实,引人攻击也在所难免。但攻击者要求改写自己家族的相关记录,也未必就正确。

由于《魏书》政治上正确,北齐皇帝对攻击《魏书》最突出的几个人物加以严惩,又责成魏收两次加以修改,才成定本。不少人怀恨在心,北齐灭亡后,甚至有人将他的坟墓挖开,将其遗骨抛掷于外。

由于《魏书》成书后就受人攻击,又以东魏为正统,而隋朝统治集团来自西魏,所以隋朝建立后,隋文帝认为《魏书》“褒贬失实”,令魏澹重新编写了一部九十二卷的《魏书》。唐代又有人编写了《魏纪》《后魏书》《魏典》《元魏书》《后魏纪》等书,篇幅多少不等,这些书出于种种原因重新编写的北魏史,史料基本上都出自魏收的《魏书》,当时就不受重视,结果仍只有魏收的《魏书》流传下来。《魏书》当时人称之为“秽史”,隋唐人认为其“失实”,有着上述背景与原因,并非本身有什么严重问题。

《魏书》虽题名魏收撰,但实际上是北魏初到东魏末年约一百六十年间逐渐积累的文本,保存了基本的历史信息。

从史学史的角度上来说,《魏书》仿《后汉书》基本体例,又有所创新。其列传中的类传及十篇志的编排次序,颇有史识,并影响到后来的正史。魏收于十篇志,着力较多,也特别受到史学研究者的推重。其中《食货志》是魏晋南北朝正史中唯一的一篇讲述经济状况与经济政策的专志,而且详录均田制令文;《官氏志》记录了草原部落、氏族名号及其进入中原后所改姓氏;《释老志》记录了当时佛、道二教兴盛情形,都可以称得上创见。北魏百多年中,政区变动不定,以任何具体时间作为记录点,都不免有疏略之讥,三卷《地形志》以东魏政区为纲目,又以小注的形式述汉代以来到北魏末的分合置废,兼述河流、神祀等情况,使后人得以考知相关史事,功不可没。《魏书》大量照录当时诏令、奏议及单篇著述,以致篇幅臃肿,从史学上说缺乏剪裁,但也因此存留了大量不可多得的原始文献,俱是了解北魏历史的重要史料。

 

何德章谈《魏书》的编纂、点校和修订

周一良先生(图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官网)

关于《魏书》的史学成就,周一良先生《魏收之史学》一文,有详细、中肯的评述,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。

不过,《魏书》形成过程虽然曲折漫长,最后却匆匆成书,魏收除补充了北魏末至东魏时一些史实外,主要做的工作大概还是“辨定名称”,以迎合政治需要,似乎并没有做艰辛的裁剪、考订、编排、冶炼字句等工作。现存出自魏收之手的各卷,有的长篇累牍,有的短短数页,文字芜杂,史实矛盾甚至重复错误者不少。对研究者来说,尚不是问题,但对一般读者,不免有不忍卒读之病,这也应是《魏书》后来流传不广的一个原因。

澎湃新闻:据了解,《魏书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残缺,给整理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,您能详细地讲一下具体情况吗?

何德章: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,《魏书》成书时便受到有理或无理的攻击,其政治史观又与隋及唐初统治者不合,隋唐时总有人试图重写《魏书》。后来李延寿编成《北史》,总括北魏、东魏北齐、西魏北周以及隋朝历史,于北魏部分,史实主要采自《魏书》,但篇幅有改易,文字有剪裁,史实有增加,所持历史观念也更符合当时人的口味,故颇受重视,人们了解北魏史,更喜欢读《北史》。虽也有人在研读《魏书》,但在书籍抄写流传时代,人们往往会只抄写书中自己喜欢、合用的篇卷,因此《魏书》慢慢不复完整,有的整卷丢失,有的部分内容残缺。

北宋嘉祐六年(1061),命史官全面检查前代史书。参与《魏书》检核的是刘攽、刘恕、安焘、范祖禹等熟悉北朝史事的著名史家。根据他们的结论,其时《魏书》一百三十卷,“亡逸、不完者,无虑三十卷”,但 “亡逸”的各卷,其时业已由前人用其他史书中的相关篇目与内容加以补足,《魏书》当时在形式上仍是完整的,只不过不少篇目已不是魏收成书时的模样。也就是说,《魏书》在北宋雕板印行前的残缺情况,基本上是清楚的,只是在什么时候、由什么人所补,却不得而知。

刘攽等人经过比对文字,查出“亡逸”篇卷,有的补自《北史》,有的补自隋人魏澹所撰《魏书》,有的补自唐人所撰《后魏书》,有的补自唐人高峻所撰记录南北朝历史的《小史》。刘攽等人将其比对的结论,在目录上注明,并做了简要的说明。这些用来补足《魏书》的史书,除《北史》外,都已不存。这些史书中关于北魏的史实,其实也都是出自魏收《魏书》,用它们来补足《魏书》,保存了一代历史记录,虽非完璧,但不失旧规,这对史学研究来说,终究是一种遗憾,而对了解北魏历史却并无大碍。

除了宋初即已残缺、不全且已补足各卷外,流传至今的《魏书》古本中,正文文字中注“阙”、“阙字”者,还有二十九卷之多,有的甚至整板失刻,也有后人用他书补字而未明言者。

《魏书》点校以及此次修订,不可能恢复魏收写定时的原貌,主要还是清理北宋雕板印行后各种版本之间的歧异、通过本书内证、他书引文以及史实考订,确定最为准确可靠的文字,或指出文字存在的问题。

澎湃新闻:学术界认为唐长孺先生的点校本《魏书》是“二十四史”中水平最高的,为什么这么说?您觉得唐先生的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?

何德章:对《魏书》传世文本的整理,始自宋代,司马光编写《资治通鉴》即用“考异”的方式,对《魏书》中文字歧异、矛盾之处有所指明。宋代雕版印行,元、明时又对宋代传下来的残缺版片加以补刻重印,形成所谓“三朝本”,这成为后来《魏书》各种版本的祖本,包括明代的南监本、北监本、汲古阁本,清代的殿本、金陵书局本。

传世的“三朝本”,虽是《魏书》的祖本,但不少版面邋遢一片,难以识读,一些版面几乎空白,文字错误也不少。近代张元济欲加重刊,发现这一版本“鲁鱼帝虎,不能尽刊,断篇脱字,所在而有”。明清时传下来的几种版本,对文本讹误、脱缺也进行过审订、修补,其中南监本改补较多,因其早出,对后来各本影响也大。这些修订,大都没有文字记录,也并非全都正确,同时新增版刻错误也有不少。只有殿本在各卷后附有“考证”,对所作改补做了说明,共三百余条,这是今天保存最早且完整的官方主持的关于《魏书》的考证,但从考证的内容来看,一些改订同样存在问题。因此,这些版本很难说哪一种版本最好、最善。

清代校勘学大兴,赵翼的《陔余丛考》、钱大昕的《廿二史考异》、洪颐煊的《诸史考异》对《魏书》的考订着力尤多。卢文弨对《乐志》进行了考订,温曰鉴、张穆、杨守敬分别对三卷《地形志》作了考订,也都是相当重要的成果。

近代张元济搜求古本,重印古史,其中《魏书》以宋、元、明递修的“三朝本”为基础,广泛搜求传世善本加以补订其文字讹脱,吸收了王先谦利用宋本比勘汲古阁本所得八百多条成果,形成一种新的本子,号称“百衲本”,所做修订有校勘记传世。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重印时,又利用陈垣先生的重要发现,从《册府元龟》中补齐《乐志》所缺一版。百衲本《魏书》,文字最为完整,又经严肃修订,印行后流传广泛,成为学界研究北魏历史主要依凭的版本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唐长孺先生主持《魏书》点校,基本上也是以百衲本作为首要的版本。

 

何德章谈《魏书》的编纂、点校和修订

唐先生是公认的史学名家,点校本《魏书》由中华书局印行后,受到学界推崇和广大读者好评,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整理本。是不是“二十四史”中点校水平最高的,不敢妄予评说,但唐先主持的包括《魏书》在内的“北朝四史”(其他三部是《周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北史》)的修订,前后历时十年,与其他各史相比,其成果的确有鲜明的特点。

首先,点校本《魏书》以百衲本为基础,比勘诸本,同时系统地比对《魏书》传世文本与《册府元龟》《通典》《通志》等相关文字,确定了大量文字,而且在文本不露痕迹的情形下,发现并利用《册府元龟》等书,补足了《礼志》《刑罚志》两卷中的脱页,共补六百四十二字,使文本更为完足。

其次,点校本《魏书》全面参考、引据前人研究成果,并将其反映在文本之中。其校勘成果前人研究之大成,引证丰富,考订广博,按断精审,发现并解决了大量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。所做近两千条校勘记,不只是记录文字同异,而且说明取舍理由,不少校记长达数百字,甚至多达一千数百字,完全可以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专著来读。“将校勘与考订有机结合,熔古籍整理与历史研究于一炉”,开创了一种新的古籍校勘范式。

再次,点校本对《魏书》原文加以分段、标点,成就卓著,便于一般读者阅读。其新编目录,既守传世文本旧貌,又根据史传内容,以字体显明层次,便于检阅。

可以说,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出生,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学者,除非特殊需要,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点校本《魏书》作为研究使用文本,收事半功倍之效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点校本《魏书》对保存民族历史文化、推动北朝历史研究,其功甚伟。

澎湃新闻:这次修订工作,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,您又做了哪些工作?您觉得这些工作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什么?

何德章:此次修订,是按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修订工程总则和工作程序进行的,基本原则与目的是对原点校本作适当修订和完善,统一体例,弥补不足。具体来说,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。

其一,厘清文本情况,确定准确的文本,是修订主要目标。

由于点校本《魏书》是在特殊年代进行的工作,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影响。比如点校本以百衲本为主,比对诸本,采取“择善而从”的原则。不少文字改动并没有校勘说明,这使点校本《魏书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“百衲本”。这对一般性阅读影响不大,但从文本源流的角度来说,确实有不妥之处。此次修订,采用底本校的方式,以百衲本为底本,以三朝本、南监本、北监本、殿本为通校本,以汲古阁本、局本为参校本,凡原点校本按“择善而从”原则改动过的文字,与底本不同而无校语者,都一一确定点校本改动的版本依据,判断其取舍理由,可从者补充校记,存疑者仍从底本。

比如,卷二八末史臣语中有一句话:百衲本是这样的:“(庾)岳见妃危难之中,受事草创之迹。”“见妃”二字,我们所见其他版本全都作“身犯”,点校本作“见纪”。“见妃”与传中所记庾岳事迹不合,显有讹误,包括三朝本在内的版本作“身犯”则可通。点校本此处作“见妃”而无校语,似乎是径据《北史》卷二〇《庾业延传》末史臣语。此次修订,重视版本依据,改从他本作“身犯”,而以校记说明。

修订本还对点校本正文文字依据传本注“阙”而未处理之处,尽可能查证他书,予以补足,或加以说明,做出判断。

 

何德章谈《魏书》的编纂、点校和修订

《魏书》修订本编校工作现场(右二为何德章教授)

其二,对点校本所作近两千条校勘记,作了全面复核。

原校记虽称精审,为学界众口推重,但迄今无人加以全面检讨。修订者全面复查了原校记,无疑者加以保留,存疑者斟酌取舍,确有不当者加以改写,确实误失者加以删除。最终删除原校九十余条,改写四百五十余条,沿用一千四百五十条。

经过复核,我们觉得一些校记的确存在误失。如卷五《高宗纪》有一条史文:“和平元年,春正月甲子朔,大赦改元。”点校本此句下出了一条校勘记,说《册府元龟》卷三二有如下纪录:“和平元年正月,帝东巡,历桥山,祀黄帝。”应是此卷此处脱文。我们检核发现,《册府》此条及相关记录,见于《魏书》卷一〇八之一《礼志一》,不能认定卷五有脱文,因此删除原校记。

又如,卷九《肃宗纪》正光元年记:“冬十月乙卯,以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汝南王悦为太尉公。”点校本于此句下出校记说,《册府》卷一六一有一条记载:“正光元年冬十月,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,观风俗,劳士民,察冤枉失职者。”应是《肃宗纪》此处遗文。经查,《册府》这一条记载,出自《三国志·魏书》高贵乡公正元元年,却将“正元”讹作“正光”,与魏收《魏书》无关,所以修订本也将此条校记删除。

对原校四百五十多条的改写,主要情形是,原校提出了问题,但处置有欠妥当,或者原校提出了某种判断,有更为直接的史证可以印证。如卷七八《张普惠传》有一句史文:“总常俸之数,千俸所出,以布绵麻,亦应其一岁之用。”点校本有校记说:“按语意晦涩,疑有讹脱。”我们修订时,检得《通典》卷五《食货典》引此句作“总常俸之数,年俸所出,以市绵麻”,语极通晓,故据改正文并改写校记。

其三,对点校本标点确然误失处加以改正。

《魏书》语句有芜杂之弊,往往一句中提及多个人名,各人又身兼数职,此种情况采用顿号、逗号、分号分明层次,确实不易,且容易造成误解。点校本多采取句读之法,加以点断,虽不尽合语法,然便于阅读理解,此次修订仍其旧貌,未加改动。除了按修订总则补充了大量的专名线外,对五百余处确实有误失的标点,进行了改正。

如卷一六《元叉传》举元叉专权不法之事,其中一事点校本标作:“乃于禁中自作别库掌握之,宝充牣其中。”校记说:“《御览》卷七〇四引《北史》,此句‘宝’上有‘珍’字,疑当有此字。但《北史》传本亦无此字,今不补。”就此句来说,有“珍”字自然通顺,然汉代至于南北朝,“掌握”更多用作形容词,与“卷握”互训,意思是“一把抓得过来”。修订本将此句改标作“乃于禁中自作别库,掌握之宝,充牣其中”,并删除校语。

又如卷六二《李彪传》所记一则孝文帝诏书,点校本标作:“省所上事,深具乃心。但卿之立言半非矣,当须陈非以示谬,称是以彰得,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。不尔,则未相体耳。”“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”一句有校记说:“按此句晦涩,当有讹脱。”我们认为将这一句改标作“然后明所以而不用,有由而为之”,则诏书通达可读,故改标点并删校记。

又如《礼志四》中有一句述丧制,点校本标作:“二十七月而禫,二十六月十五升、布深衣、素冠、缟纰及黄裳、彩缨以居者,此则三年之余哀,不在服数之内也。”“二十六月十五升”一句,其意不明。“某某升布”是指布的细密程度,数字小者粗疏,数字大者细密,故修订本将此句改标作“二十七月而禫,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、素冠缟纰及黄裳彩缨以居者,此则三年之余哀,不在服数之内也”,更易阅读理解。

其四,按照修订总则,仿照点校本出校体例,新出校记一千四百余条。

点校本《魏书》印行后,不少学者专文提出修改意见,单则零札及研究论著中对史文所做随文校正也有不少,我们尽可能搜求撷取。修订过程中,修订者、编辑者,以及众多审稿专家,通力合作,发现大量新的问题。这些都体现在新出校记之中。这里就不一一举证了。

澎湃新闻:听说您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田余庆先生门下,毕业后又去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那里做助手,您能谈谈两位先生的教导对您从事《魏书》修订工作有什么影响吗?

何德章:年过半百,学业无甚精进,言及师门,深感惭愧。我出生在川北嘉陵江边一个边远的山村,上大学前未曾见过县城,得以在二十岁时入田先生门下,受教六年。博士毕业后,又在唐先生生命中的最后两年,日日陪侍。这确实是学术人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幸事。

 

何德章谈《魏书》的编纂、点校和修订

唐长孺先生在珞珈山的书房(2007年摄)

如果说到两位先生对自己从事《魏书》修订工作的影响,首先是因此获得参与其事的机缘。如果不是师从田先生,大概唐先生最初不会以“放心”的态度让我进入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工作,更不会让我在他晚年担任学术助手,协助他完成数篇论文。如此,便无机缘参加理当由武汉大学学人承担的《魏书》修订。其次,则是压力巨大。《魏书》点校是唐先生主持的,学界推为范本,唐先生的学术境界,我岂能望其项背?负责点校本《魏书》的修订,不免有佛头着粪之嫌。不得已接手修订工作后,田先生又反复叮嘱:唐先生做的工作不要轻易改动,最好别动!压力可想而知。

在历时八年的修订(前后共达十年)过程中,抱着虔敬的心情,秉持学习的态度,承唐长孺先生之业绩,小心翼翼,日复一日,勉力从事,深感艰辛而又快乐。

校书如扫落叶,难以尽除。修订本今已印行,不敢称有功,但自己觉得,朝着使点校本《魏书》更可信重这一修订目标,还是前进了一小步。于民族文化传承尽了绵薄之力,个人学识也有所增益,或可以此告慰两位先师在天之灵!

录入:唐丽丽